原标题:基层公卫治理要下好这步棋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吴少龙 中山大学全球卫生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春晓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成果彰显了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解码“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不难发现,成果背后是我国独特又强大的卫生治理体系,它既包括由研发药物、疫苗的科研机构,负责流调的疾控、公安机构,以及开展救治的医疗机构等构成的专业体系,还包括由广大人民群众及其自治组织构成的群防群控体系。
“专业﹢群众”的双层复合体系,历经“非典”、甲流、禽流感等疫情考验,不断得到完善,逐渐成熟。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中,这一体系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各地纷纷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立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是对中国特色公卫治理体系在基层的一次重大完善。
疫情防控成效与基层社区、农村“网底”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息息相关
新冠疫情防控有三个目标:一是减少疫情引发的死亡和不可逆的健康损害;二是维系必需的公共服务;三是控制甚至消灭病毒,恢复社会经济秩序。
制定什么样的目标和如何实现它,考验着各国的公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国秉承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科学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疫情防控策略,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一成就与基层社区、农村“网底”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息息相关。基层机构在环境消杀、医学隔离、健康监测、物资供应、人员流动登记与管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疫情。
基层组织和人员在疫情防控中不可或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控制甚至阻断病毒传播。基层组织和人员在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追踪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和便利,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将疫情围堵在特定的区域和人群中。各个区域基层组织和人员同步保持严防死守,才使得病毒不能在社区间传播。
其次,减少死亡和不可逆的健康损害。表面上看,这个目标依靠医疗救治专业机构来实现,与基层机构无关。实则不然,基层组织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追踪病例和密接人员,有助于医疗机构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减轻患者病情,减少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
最后,基层机构维系必需的公共服务,尤其在社区封闭隔离期间提供公共服务,如食品、药品保障,以及心理疏导和老弱病残幼人士照护等。这些服务离开了基层组织和人员往往寸步难行。如果社区不能维系封闭隔离期间的公共服务,人员封控必然流于形式,疫情防控策略效果必然打折扣。
通过一套提供“通用服务”的体系,在广泛的领域内整合资源,解决相关卫生问题
传染病是人类最凶狠的敌人之一,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肆虐和变异。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这需要科学的、专业的防控来应对。专业防控旨在通过一套提供“通用服务”的体系,在广泛的领域内协调资源、整合力量,从而解决相关卫生问题。通用服务的优点是全面,并且可以进行有针对性地、灵活地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防控需求。
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社会、社区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共同努力。尤其在传染病对大量人口造成伤害,并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主要因素时,仅仅依靠专业体系是不够的,还需要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监督下,充分发动群众实行群防群控,才能取得比较好的防控效果。
“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防控经验再次证明,依靠检测、隔离、环境消杀,以及减少和限制人口流动、聚集等群防群控措施,可以有效地控制疫情。将专业防控和群防群控两种体系结合在一起,发挥“双层复合”卫生治理体系的作用,就能有效阻断传染病的社区传播。
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立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本质上是在群众层面建立机构和人员,巩固和发展我国这一独特的“双层复合”卫生治理体系。
我国已在各级政府层面设置包括多个专业部门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并在相应卫生部门设立办公室,留有专业体系与群防群控体系的“接口”和对应工作机构。
各地在村(居)委会设立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纵向可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流调、健康宣教等业务指导和培训;横向可协调村(居)区域内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力量,落实国家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实现健康环境、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保障等方面的治理目标。
因此,进一步做实做好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促进专业体系与群防群控体系融合与发展,将是完善中国特色公卫治理体系、提升公卫治理能力的一步好棋。